【按】2024年8月9日，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黄永远副教授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，终年37岁。他是近年来又一位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优秀高校青年教师。黄永远老师本科与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，2019年于韩国高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。多年来，他的研究关注中韩医学交流与东亚知识传播的历史，关心中、韩近代历史的共同书写，主持“二战后韩日的历史纠纷研究”。作为中国青年学者，参与了韩国“慰安妇史料收集、整理与数据化”的研究项目，是中、韩两国共同培养的优秀青年历史学者。他的教研得到了复旦、中山大学师生们的共同好评。以下是黄永远的大学同窗、现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“零六”老师对他的纪念。
黄永远（1987-2024）
今天，陪我的同学黄永远回了一趟母校，先去了图书馆。那里是这位老同学曾经最常去的地方。
黄永远是我在复旦认识、了解的第一位同学。2006年的腾飞书院男宿二楼，没有空调、吊扇、热水，三个铁架床，上铺翻身，下铺跟着摇。他只身从温州来报到，瘦削的身材和脸庞，“呵呵呵”笑的时候眯起眼。他的上铺，和我相对，一大早已拾掇干净，把别人的桌子也擦了。家母见了他，说“长得像个女孩子”，也说“一看就是会自己打理生活的好学生”。
八月末的新生报到，热的发慌，白天的知了躲在铁窗外的树上不吱声。晚上九点半的227室，三个上海男生如出了笼的包子，围着从超市蹭回的一桶冰，颓坐在木凳上。这时，永远挎着个黄色的包，自修回来，建议大家明天一起去“二教”自修避暑，说是图书馆还进不去——嘿，寝室长的人选有了。不及开学，他问我，二外学韩语还是日语好。
此后的每一天，包括周末，他总是第一个起床，最后一个回宿舍。他在寝室的时间有限，见过他一早出门晨读，见过他在灯下翻《隋炀帝传》，也见过他密密麻麻、五彩的学习笔记，还见过他帮同学缝补衣服上的纽扣。晚上他在本部超市的书报亭勤工，可以顺便读报，关心天下事，那是他少有的放松时光。我爱拿室友给自己贴金，吹捧最多的是一边泡脚一边批注《爱因斯坦全集》的汪能。毕竟，非常的天才大可鼓吹，但总赞扬黄永远的自强不息，便会自觉羞愧。
“没时间跟你说了，我要去……”他常这样离开寝室，也不妨碍他去关心身边的人。没有智能手机的年头，大一的各种生活“指南”，大半靠他的口耳相传。同屋若有人连着翘课，或是衣服好多天没洗，他便反手叉腰，提起那细柔的嗓音，义正辞严地“敲打”一番。若遇上公共水课，他也会发短息给我或佳俊：“快，点名了！”他相信，“水涨船高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”前天夜里，路边一位女士，跟着我只说“你好”“你好”。以为有诈，其实她只想问路。倘若黄永远在场，断不会有我的多虑。
黄永远的坚韧藏于内心，大多人能感受他向上的气息，却看不清他真实的生活压力。他砍价买来二手自行车，我感钦佩；不久车被偷时，生于城市的我，却无法全然共情。那时的国年路，有卖二手书的，还有偷自行车的，旧书和二手车在周边市场里不断循环。谁曾想，室友关系也能循环。
大学时代的黄永远
大二，搬去了南区，我俩没续订室友——不过，我从力学系转去了历史系，成了他本专业的同学。我住304，有了群居性的室友，学起了“儿”化音，黄永远住505，串门不多——他们寝室都是低调的牛人。
此后更多的是打照面，他不是勤工，就在俭学，很早种下了研究东亚史的愿景。曾一起修过“民国对外关系史”“医学史”“日本思想史”等选修课。我惧西方史的陌生，他推荐我修《忏悔录》导读，课极好。历史系“学霸”不少，但这词儿不适合他，因为调性不一样。不同于“卷王”们，他似乎没有刻意为绩点、为奖学金、为荣誉去争，也丝毫不会营造学术“人设”。别人追求的学习“小目标”，似都不是他的目的，却又是他有能力出色完成的那一部分。还记得班级剧演经费缺乏，负责道具的他就跑去废品回收站与人讨价还价。他会尽力做好认定的每一件事——那是他的生活方式。
2008年夏，去温州调查农村，黄永远热心做向导。从温州市区过了瓯江，在施工中的黄土路上颠簸，取道乐清，又至他的家乡——永嘉乌牛。从贯通村里的主路走上田埂，火辣的日头盖着脑袋，近处的屋顶矗着十字，几百米外是浓绿的山丘。当汗滴浸入土壤，仿佛看到了他的不易。从这片土地走出去，成为温州中学农村班的文理双科第一，由于热爱历史，最终选择了文科，老师都劝不住——他从没提过这些，没炫耀过多么热爱学术。猜想他也从未忘记他的家乡、他的集体，也是那一年，他写下自勉：“为后来的同仁开辟一条更为宽敞的道路。”
黄永远在复旦大学校园里
硕士期间，又成了室友，黄永远又成了整个套间的寝室长。一墙之隔，住着靠谱的归书记和发奋的小常；每逢聚餐，住隔间的昭鹏，拦着大家的筷子，必要请寝室长先开动。永远会认真督导公共卫生，带动着研学氛围，也带着大家去本部夜跑。那时的“本北”没有塑胶道，北区的公共澡堂，也没变身会议中心。
那三年，他依旧在“做最好的自己”。寒冬时节，风使劲往屋里钻，阳台的塑钢门发出响声。他醒得早，把赖床的我和隔壁小常叫起来；我刷着牙，贱嗖嗖地去阳台看他做操，被他赶走。一定是我表现好，他让我接棒汉语家教的兼职，虹桥伊犁路，来回两个多小时。现在想来，他在路上背单词，换我就成了睡觉。
说到睡觉。每晚关了灯，有的没的聊着，他也爱“八卦”，但不贪心。他会细细地说“睡吧”，然后起坐床头，轻声又快速地晚祷，我每天静静地听，反正也听不清。有几次躺在各自床上，聊起并不相同的人生理想，或因中秋的月光洒在脸上，太安逸，第二天睁眼，便都忘了。某夜，他说每个人的生活，不是全凭个人能争取的，只要直面生活，眼前自然会有出路。
纯粹的人，易获喜乐。宽人律己的他，回到寝室，会有烦心，会有沮丧，但也就说说而已。转头还是积极乐观地接受任何人，期待一切，不吝惜自己的善意。他为身边每个人的进步感到高兴。他没有物质追求，唯一买的生活大件是社团用的电子琴，出国前还想着送给有需要的人。
黄永远在复旦大学研究生宿舍楼下
他后来的学成之路，足够艰辛，纵有投机取巧千百，他也不会择其一。有时担心他在韩国不舍得吃肉，劝过一两次，又怕白羊座的他嫌我矫情。几天前，四方兄转来黄永远那年毕业前夕的朋友圈：“感谢让我们相识三年，我爱我善良的室友们，晚安。”
2019年，黄永远从高丽大学博士毕业回国，大家由衷为他高兴。读博期间，他参与了韩国“慰安妇史料收集、整理与数据化”项目，或要直面受害者及其家属。这项工作无疑是韩国学术界对他的认可，即是对中国学者的认可。后来，他把研究韩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的稿费捐给了“慰安妇”博物馆。曾在他面前自嘲：“我的财富不在地上，而在天上。”笑称我开悟的是他，真正做到的也是他。
近年来，黄永远聚焦不同变革时期的东亚传统医学、文化知识的交流，从唐代、近代到当代，探索着中、韩文化互通与共同的历史书写。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的同时，他启动了“二战后韩日的历史纠纷研究”。私以为，后者关涉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与历史认同的形成，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，本将促成他学术境界的再一次突破。
入职高校以后，忙碌一定是他的常态。见他的朋友圈，他为教学培养乐此不疲。意料之中，又难免生忧。那时还不知他在做班主任的同时，5年先后开了六门课。在如今的科研考核体系下，行内人或许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而我只疑惑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
任职中山大学期间的黄永远
他依旧是别人家的好孩子，三年评上了副高，听闻他经常现身学术活动。他曾同我聊对中韩药材贸易历史的兴趣，于是凡有稀见的史料，便“思密达”地发了过去。再后来的联系，断断续续，没有吐槽，人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2022年，过得特殊，劝他别沉迷工作，他说：“工作没有尽头，但更关键的可能是我的信心。”两个月前，让我给他的韩国朋友推荐中国外交史的书。感慨他的热心丝毫未改，却不知他已“忙到没有时间做饭”。幸好早早放弃了与他合译Peter Duus的计划。
曾吃够了精英们回国投身教育的画饼。宏愿每多好骗钱，埋头干成才是真。入职后的黄永远曾感言：
“后来有一天，我在食堂吃饭时，看见坐在身边的一位同学只打了一碗米饭和一碟小菜。回想起过去艰苦的求学生涯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当时如果他是我们班学生的话，我就可以很直接地去关爱和帮助他了。从那时起，我才真正想，明白了做班主任的意义，我想，这或许才是教育的本质。”
我信。他若说，要有光，便是留给他人的。
自律、坚韧、真诚、博爱，黄永远留给我们很多的温暖片段，不曾导演过属于他自己的高光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就者，更像是一位仅凭个人意志无限求真、求善的践行者。他是我们众同学的骄傲，是复旦学术与复旦精神的传递者，是我们青春记忆中闪着光的那部分。
可我只想他能好好活着。
坐在光华楼前最高的台阶上，看了看手中他的照片，呆呆地望向“光草”，恍然如梦。只愿这世间少一些此等的难过，少一些此等的遗恨，遗恨最后一次通话，没多说一遍“保重身体”。
亲爱的黄永远，恐难再见！愿你在那儿能免去操劳，身体健康，微信常联系。